刘倩，土家姑娘，厦门大学材料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2010级学生，20岁时捐献造血干细胞。说起这次捐献，刘倩愿意分享种种细节，为了让更多人有所了解，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帮助他人。

我同意捐献

2012年6月，正在学校上课的刘倩接到了一通电话，“你和一位患者的造血干细胞初配成功了，你愿意捐献干细胞吗？”虽然有一定的心理准备，刘倩仍是很意外。15个月前，她参加学校里的献血活动，填写了一张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（“中华骨髓库”）的报名表。“爸爸有超过10年的献血经历，我一直想在达到献血年龄的时候参加义务献血。看了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宣传册，我觉得是件很好的事，就填了表。”刘倩记得，发放宣传册的同学告诉她，造血干细胞初配成功几率很低，进入到血液高分辨配对阶段的成功几率就更低，最终配型成功的几率不到五十万分之一，很多人填表后10年、20年甚至更久也不一定有捐献的机会。当如此低的概率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刘倩二话没说就答应了，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倒是没有料到她这样爽快。

十一长假，父母从老家贵州来到厦门，陪着刘倩了解捐献的细节。“我是个工科女生，喜欢宅在寝室，平时不怎么运动，其实身体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。”刘倩说，父母有些担心她的身体状态。特别是刘爸爸听说捐献骨髓需从股骨头钻孔，他虽然嘴上没说，心里很有顾虑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解释了捐献干细胞与捐献骨髓不同，是通过注射“动员剂”让造血干细胞充分进入外周血中进行采集。了解清楚后，刘倩和父母都安心了很多。

长假结束，刘倩启程到福州肿瘤医院。到医院的第二天一早，刘倩就需要签署两份“同意书”，列出了捐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。“我印象最深的是打预防针或抽血时可能出现脾破裂、胃出血之类的状况。我没有觉得害怕，还很好奇地问医生，真的会这样吗？”医生告诉刘倩，这是极其少数的情况，万一发生，医院会免费治疗。

除了向医生询问情况让自己放松，刘倩还和其他来福州捐献的志愿者打成一片，互相交流、打气。打过动员针的人身体较为虚弱，不能接触密集人群。连打了4天动员针后，被圈在医院的刘倩有点想家了。

第五天，另一位志愿者开始捐献造血干细胞。“那位哥哥采集了3个半小时，很轻松，我也放松了。”刘倩说。然而，与刘倩匹配的患者是成年男性，两人体型相差较为悬殊，所以她的采集工作分两天完成。那天晚上，刘倩被要求9点钟上床，想到第二天的采集，她兴奋得睡不着觉，干脆发挥“宅女”本色，上网跟同学们聊天。“群里被‘加油’两个字刷屏了。”刘倩笑着说。

第六天，刘倩正式开始了采集。医护人员从刘倩的左手腕抽血，让血液经过机器循环，经右手腕的血管回到体内。刘倩说，在抽血的过程中，整个上半身要保持静态，手指稍微用点力就有可能触发机器报警。此外，身体缺钙的感受让刘倩难忘。当血液从刘倩体内抽出，经过机器的过滤分离时，会加入抗血凝剂，防止血液凝固。抗血凝剂会和体内的钙发生反应，多次循环后会导致钙流失。“护士姐姐在我进血的血管像打点滴一样补钙，但是由于我右手血管细，补钙速率很慢，身体缺钙就越来越严重。开始我只是感觉腿有点麻，到后来，手没有知觉握压力球了。”刘倩回忆说，“麻木的感觉就像潮水一样涌上来，最后一直麻到了胸口。”护士告诉刘倩这是自然的生理反应。但是随着麻木感涌向头顶，刘倩开始害怕了。护士在右边加快补钙，使得刘倩的右手肿胀起来。护士长考虑到刘倩的心理状态和已经完成的抽血量，停止了抽血。第一天5个多小时的采集完成了。

回到病房，大家都来看望刘倩。“好自豪啊！”刘倩笑着说。休息后，身体恢复过来，刘倩将留在手腕上的流质针管晒到了网站，她并不担心第二天的捐献。

“早上6点，我在床上惊醒了，我的生理期提前了！”刘倩说，她非常担心这会影响到捐献。医生们开会讨论她的突发状况，刘倩只能在门外焦急等待。最后，医生告诉刘倩，这种情况下采集可能会对她的身体带来不利影响，他们不能让志愿者冒风险，决定放弃继续采集。刘倩一听就急了：“我都同意了，为什么不能继续捐献？难道不是以我的意见为主吗？”

刘倩的坚持并非简单的固执己见，而是源于一个残酷的事实：一旦志愿者同意捐献造血干细胞，患者为准备接受移植，必须将全身造血干细胞灭活进入无菌仓，若这个时候志愿者临时终止捐献，患者会在20日内死亡。因此，当刘倩了解到与她配型的患者所在的广州某医院同意继续采集时，她做好了直接去广州捐献的准备，但是厦门市红十字会和福州肿瘤医院反对刘倩这样做。不久前有志愿者在捐献时出现类似情况最后成功完成采集，主治医生反复综合考量，加上刘倩的坚持，最后同意了她的请求，前提是一旦出现不良反应立刻终止采集。“我躺在病床上很开心，这是我想做的事情。”刘倩说，“看到另一位志愿者的母亲来医院探望她，就想起了我爸妈。说实话，从小到大我都没动过什么手术，生病的时候也都有父母陪在身边，我心里就有点小辛酸。再想想很快就完成了，心里又很欣喜。”